朱颖的妈妈嘱咐丈夫说：“上飞机时一定要抱着骨灰盒，喊着他俩的名字。这路实在太远了，怕他们找不着家。”
1999年5月7日（贝尔格莱德当地时间），一个血腥的日子。
这天晚上，北约再次摧毁了南斯拉夫供电系统，贝尔格莱德一片漆黑。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只能通过无线电关注事态发展。大家坐在院子里，一边看北约飞机轰炸和南联盟防空炮火的还击，一边讨论形势。
晚上11时半，潘占林大使见天色已晚，而且天气又变得很凉，就劝大家早点休息，以便第二天有精力工作。于是大家返回了楼上宿舍。据人民
日报驻贝尔格莱德记者吕岩松报道：“我和夫人小赵刚刚上楼没有一分钟，就听到了一声巨响。当时屋里漆黑一片，我们还没来得及点蜡烛，还没对那声巨响有所反应，就看到我前面的屋顶坍塌落下，钢筋水泥的碎块就在我眼前十几厘米的地方砸下来。紧接着，第二次爆炸声又响起，只见整个使馆大楼内一片白光，是爆炸近在眼前时发出的那种刺眼的白炽灯一样的白光。这时我意识到，使馆大楼被击中了。
“我们来不及多想，出于一种本能，疾速走到窗前，拿起照相机、摄影包和海事卫星电话朝门口冲。这时，住在同一楼道的3个人中有两个也出来了，大家手拉手，互相搀扶着迈过废墟。滚滚浓烟散着涩涩的苦味，呛得我们睁不开眼，也喘不过气来。
“当时没有水，也根本找不到毛巾捂嘴，只能用手捏着鼻子往楼下走。可楼梯已经炸毁了，我们只能拉着从房顶掉下来的、被炮火烧得烫手的钢筋一步一步往下挪。”
吕岩松在回忆使馆遭炸经过时，仍心有余悸：“没想到北约发射的战斧式巡航导弹正好落在我们刚刚坐过的地方，如果我们晚一步上楼的话，大家肯定就都没命了。另外，北约对南空袭以来，大家一直警惕性很高，一开始都住在地下室（使馆没有防空洞）。但空袭已经持续了40多天，大家又开始回自己的房间里休息，当然这也是为了更好地工作。现在看来，如果大家昨晚还是住在地下室的话，也肯定全军覆没了，因为一枚导弹的落弹点正好是地下室，现在地下室已被彻底炸毁了。”
据我国导弹专家事后分析，北约的袭击完全是有预谋的：第一枚导弹掀掉外建筑；第二枚导弹从五楼直接贯穿到地下室；第三枚导弹则专门炸从使馆救出来的人员。
整个使馆在熊熊燃烧，地下室的车库里还有很多战备储备汽油，厨房里也有一些煤气罐，它们都在陆续地爆炸。潘大使让获救的10几个人员先紧急撤离，然而，眼看着还有20多个同事被困在里面出不来，获救的人谁也不肯走。情况紧急，大家只好先翻出院墙，用手机与南斯拉夫救援人员联系。
不久，南救援人员赶到了。这时从二楼传出呼救声。浓烟呛得他们喘不过气来。一些人抓着床单和窗帘往下爬。有的同志下到一半的时候床单断了，从二楼跌下来，造成肢体骨折或骨盆破裂，伤势十分严重。五楼还有一些人根本没办法下来。轰炸之后，他们没有忙着自救，而是冲进办公室，抢救国家财产。由于没法带着这些东西下楼，他们宁可呆在楼上等着救援人员来接他们。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有云梯把他们救了下来，一共有3个人。
这时，院子里的伤员已经很多了，新华社女记者邵云环的爱人、使馆一秘曹荣飞和另一名外交官郑海峰满面鲜血。其中曹的双眼因落满爆炸激起的碎物而严重受伤，且已神志不清，一遍又一遍地边哭边说：“我的鞋子呢？我没有穿鞋，我没有穿鞋。”情景惨不忍睹。事后南斯拉夫医生对他的双眼进行了紧急手术。医生说他的眼压很高，这是由爆炸引起的碎玻璃或灰尘等异物进入眼中引起的，医生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但对他的眼睛会不会受细菌感染没有把握。
使馆办公室主任刘锦荣受了重伤，一只胳膊骨折了，头部也受了伤。虽然伤势很严重，却依然守在现场问其他人怎么样了，直到大家把他抬到救护车上。文化参赞刘鑫泉也受了伤。
大家镇定之后开始清点人数，发现缺了4个人：新华社记者邵云环、光明日报记者许杏虎和夫人朱颖、使馆武官任宝凯。大家非常焦急地向救援
人员指明这几个人的住处，但使馆内的煤气罐和汽油在不停地爆炸，北约的第二轮轰炸又开始了，整个世界都在颤抖。
南斯拉夫救援人员冒着危险冲进火海，终于发现了新华社记者邵云环。她住的房间正好是北约导弹击中的地方。据救援人员讲，她的床已经被炸飞了，门没了，墙也没了。救援人员是在二楼找到邵云环遗体的。
当地时间凌晨3点多钟，救援人员找到了光明日报记者许杏虎的遗体。能看得出来，小许死得很痛苦，手还是那种剧烈挣扎的样子，衣服也破了。又过了一个小时，小许的夫人朱颖也被找到了，她死得更惨，被从二楼炸到了地下室。
武官任宝凯是最后一个被找到的。大家在医院里和楼里各处找了很久，一直没有找到。在使馆人员的一再坚持下，南斯拉夫救援人员再次爬进使馆废墟。上午8时15分，任武官终于被找到了，他穿着短衣短裤躺在自己的床上。这时距使馆遭袭击已经9个小时了。任武官被抬出来的时候身上没有任何受伤的痕迹，但头部好像受了伤，脸上满是泥土、鲜血和被呛时呕吐出来的血沫。当时，他已完全失去了知觉，只有一些呼吸。生命处于危险状态。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我驻南使馆采取的野蛮暴行激起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极大愤慨和严厉谴责。5月8日上午，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对此表示最强烈抗议，并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
为处理被北约空袭中国使馆事宜，中国政府作出紧急决定，派专机飞往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8日上午11∶20，中国国际航空公司飞行总队接到命令，要求在9日晚随时待命。13∶00，飞行人员及相关领导到达第5飞行大队会议室，专机定为2386A340，由第5飞行大队刘晋平大队长任机长。与此同时，工作人员开始按照要求调整机舱。到21∶00，中国飞往贝尔格莱德专机检修调试工作全部完成。改装后的专机8排座椅已被4个担架所代替，此次飞行配备双套机组。
因为是飞往前线，机组人员成立了临时党小组。在22名机组人员中有6位女同志，乘务部在选人时特别考虑选有飞行经验，并有一些护理知识的人员参加。
在国航为贝尔格莱德之行进行准备的时候，随机前往的医疗小组的人员挑选也在进行。很快，由北京医院的9名中青年医护骨干组成的医疗小组紧急成立。他们是胸科主任医师甑文俊（队长）、骨科副主任医师薛庆云、脑外科副主任医师姜宏志、普外科主治医师奚桓（临时党支部书记）、心内科主治医师佟佳宾、麻醉科主治医师左明章、主管护师刘惠俐（副队长）、护师栾晓林和护师马芳；年龄最大的队员43岁，最年轻的28岁。有的结婚不久，有的孩子只1岁，但是他们在接到参加赴南医疗队的命令时无一退缩。当时，在班的人员匆匆回家与亲人道别，拿起简单的行装又赶回了医院；没在班的几分钟内就赶到了医院，投入紧张的准备工作。他们表示，什么样的困难都能克服。
前来送行的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勉励他们：你们不仅代表北京医院，也代表卫生部，更代表全中国的医务工作者。待到凯旋时，卫生部党组全体成员会去迎接你们。王陇德副部长也勉励他们：要发扬不怕疲劳、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把前线英雄们的伤病减少到最低程度。
队员们出发了。“祝大家胜利归来！”一声声珍重，一个个祝福，一双双紧握的手，与人们信心中的强烈义愤交织在一起。
5月9日凌晨2：00，这架经过改装的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飞机划破夜空，从首都机场紧急起飞，前往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
“全国人民和你们在一起”当地时间9日6：30分，由中国外交部领导成员王国章率领的中国政府处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遭北约轰炸事件专门小组抵达贝尔格莱德。这是自南斯拉夫遭北约空袭47天来，在这里落下的第一架中国飞机。贝尔格莱德机场曾遭到北约的轰炸，在空袭之后基本上是关闭的，只是当前来斡旋的外国政治家乘坐的专机抵达时才临时开放。
当天上午，专门小组看望了正在塞尔维亚急救中心接受治疗的使馆5位重伤员，向他们转达了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深切关怀和全国人民的亲切慰问。
王国章等一行眼含泪水走向身负重伤的武官任宝凯、文化参赞刘鑫泉、办公室主任刘锦荣、一秘曹荣飞和使馆工作人员郑海峰的床边，向他们慰问，并向他们献上饱含深情的鲜花。
王国章说：“我们受党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民的委托来看望你们。上至中央领导同志，下至黎民百姓，都时刻在关注你们。全国人民和你们在一起。希望你们安心治疗养伤，并祝愿你们早日康复。”
住院重伤员神智尚清醒，经过南联盟医护人员精心治疗，伤势已经稳定。他们表现得很坚强、很镇定。他们连声说：“谢谢党中央、谢谢国务院、谢谢祖国人民。”
随同专门小组来南斯拉夫的新华社代表黄慧珠走到以身殉职的新华社女记者邵云环的丈夫曹荣飞床边，代表新华社领导和全社职工对他表示亲切慰问，祝他早日康复。
离开急救中心时，王国章对急救中心的负责人和医生们说：“我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向你们为伤员所作的一切表示感谢。”
中国父亲：为什么要杀害我的女儿女婿？
5月9日，朱颖的父亲朱福来随专门小组一抵达贝尔格莱德，就来到被炸毁的中国使馆里女儿女婿曾经住过的房间，断墙上还留着女儿用红纸剪的残存的喜字。捧着浸透女儿女婿鲜血的被子，老人泣不成声。他大声质问：“北约为什么要炸我们的使馆？为什么要杀害我的女儿女婿？我把两
个欢蹦乱跳的孩子送到这里来，现在，我只能捧着他们的骨灰盒回去……”
上午，朱福来老人在人民日报驻贝尔格莱德记者吕岩松的陪同下，来到光明日报驻南记者站为女儿女婿收拾遗物。听说是父亲为女儿女婿收拾遗物，塞尔维亚老房东连声说：“太可惜了，太可惜了，多么可爱的一对年轻人呀，怎么一下子就没了呢？”朱福来走进女儿女婿曾经住过的卧室、卫生间和厨房，不禁泪流满面，呜咽着说：“孩子，爸爸到你们家来看你们了。”这时，楼下传来房东老太太的哭声：“上帝呀，为什么偏偏是他们呢？多么漂亮的姑娘啊！朱颖每次接到爸爸妈妈从北京的来信，心情好极了，不停地唱啊跳啊！这两个年轻人很懂礼貌，热心教我做中国菜，虚心向我学做蛋糕。北约怎么能干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呢？”三位老人相互拥抱，哭成一团。
当天中午，老人与中国专门小组一起，来到贝尔格莱德急救中心，向三位遇难者的遗体告别。许杏虎和朱颖静卧在太平间的平台上，身上裹着绿色布单，脸上尽管经过医务人员的精心擦洗和化妆，但仍然掩盖不住那累累伤痕。
一见昔日美丽活泼的爱女如今躺在冰冷的太平间里，朱福来无法抑制心中的悲痛，他扑到女儿的遗体上，一遍遍呼唤着女儿的小名，痛不欲生：“颖颖，你还不到28岁，就这样走了吗？”他又转过身来，搂着许杏虎的遗体恸哭：“虎子，我的好虎子啊！”老人声嘶力竭的哭喊令在场的人无不动容。老人颤抖着把从北京带来的一束鲜花放在他们夫妇遗体中间……
许杏虎和朱颖是在睡梦中被炸弹夺去生命的，死时他俩都穿着睡衣。朱福来老人因此要给他俩买身像样的衣服。不巧，5月9日是星期天，好多商店都关门了。后来发现一家关门的商店还有售货员，老人说明了来意，女售货员听说这位父亲是为被北约炸死的心爱的孩子挑几件衣服的，被感动了，仔细介绍衣服的样式和颜色，满足了一位来自遥远中国的父亲的最后要求……
10日中午，专门小组和中国驻南使馆全体人员在贝尔格莱德市新公墓殡仪馆沉痛哀悼在北约袭击事件中遇难的3位中国新闻工作者，同他们的遗体告别，为他们送行。
殡仪馆的大厅里挤满了前来悼念烈士的中外友人，其中包括中国在南其他常驻机构、留学生和华侨代表，以及上百名中外新闻工作者。一幅幅催人泪下的挽联表达着人们不尽的悲情与哀思。
鲜花丛中静卧着新华社优秀女记者邵云环、《光明日报》优秀记者许杏虎和夫人朱颖的遗体。
专门小组负责人王国章、中国驻南联盟大使潘占林先后致悼辞。南联盟外交部副部长诺瓦科维奇、南联盟塞尔维亚共和国副总理博伊茨、塞尔
维亚记者协会主席科马拉科夫和贝尔格莱德市市长米哈伊洛维奇参加了告别仪式。诺瓦科维奇代表南联盟政府致悼辞。
数百名前来悼念死难者的人们向烈士默哀，三鞠躬，并一一向烈士遗体告别，献上鲜花。人们扶着灵柩，望着烈士的遗容失声痛哭，久久不肯离去。
几位南斯拉夫老太太点起蜡烛，泪流满面地走到灵柩前，献上花束。一个10岁的塞族小女孩，由爷爷陪伴在签字簿上写到：“北约，我恨你们！中国朋友，我永远记住你们！”
死难烈士朱颖的父亲朱福来用一块洁白的毛巾，一遍又一遍轻轻地擦拭着女儿脸上残留的血迹，泣不成声地说：“女儿，爸爸接你来了。”他在留言簿上写道：“朱颖和杏虎，我们的好孩子，你们的爸爸妈妈和妹妹永远怀念你们！”
新华社代表在留言中写到：“云环，我们的好战友，你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大厅内外，聚满了前来为烈士送行的人们，他们相拥流泪，无法控制胸中沸腾着的仇恨与悲痛。3辆灵车在人们的扶送下离开大厅，无数颗悲痛的心同声道一句：“安息吧，我们的亲人！”
追悼会后，三位在战火中为新闻事业献出宝贵生命的中国记者的遗体在贝尔格莱德火化。他们的生命永远地留在了那里。
邵云环的妹妹邵云清说，“每次说到姐姐我都揪心。”邵云环70多岁的年迈父母因承受不起丧女的悲痛，在家中打点滴，是白发人送黑发人啊！老母许秀花只能在家一遍又一遍地端详着闺女的照片，喃喃自语：北约丧尽天良。5月9日匆匆赶到新华社总部的邵云清，再也看不到自己的姐姐了，等待她的是北约暴行带来的悲愤和她姐姐的一捧骨灰。她声泪俱下地说，每当佳木斯的朋友们问我，你姐姐在南斯拉夫是否有事。我总是回答，没事儿，她住在使馆，受国际法保护。谁想到北约竟置国际法于不顾！
邵云环的遗体被发现后，人民日报记者吕岩松一直在现场看护着她。说起这位与自己朝夕相处40多天的大姐，小吕多次泣不成声：“她是我的
老乡，非常要强。来南斯拉夫不久就迅速适应了特殊的报道环境。从不计较个人得失，默默无闻地采访、写稿。为国内发回很多有价值的内参。我和她接触的时间并不很长，但我们很快成为好朋友。她真像我们东北的高粱，朴朴实实的。她对待人生一方面特别豁达，另一方面又特别进取。我现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似乎就看到她在我眼前走。我不相信她已经离开了我们。”
邵云环在新华社多年共事的同事眼里是一位热情开朗、勤奋踏实、德才兼备的好同志、好编辑、好记者。据介绍，她1951年6月出生在黑龙江省
佳木斯市，曾是大兴安岭加格达奇建工处的工人。艰苦的环境和平凡的劳动养成了她大山般的筋骨和松树般的风格。1971年她被推荐到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她学习刻苦，成绩优异，博得了老师与同学的一致好评。1975年2月，她被分配到新华社工作。
1990年9月至1993年10月，她被派往新华社贝尔格莱德分社任记者，目睹了南斯拉夫的分裂和波黑的激烈冲突。她为新华社采写了大量的有见地、有深度、有现场感的报道，深受读者的欢迎和好评。
今年3月，正当南斯拉夫局势极其紧张、科索沃战火一触即发的时候，她主动请缨，要求到第一线去工作。3月22日她到办公室与同事们告别的时候，脸带笑容，眼中流露出坚毅的目光。她说：“请大家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她一句也没有讲到个人的安危。
她到贝尔格莱德的第二天，即3月24日，北约的炸弹就破坏了那里的和平。她含着热泪写出了她的第一篇通讯《悲壮的贝尔格莱德》。她写出了南斯拉夫人民的悲愤和不屈不挠的精神。读她的文字，很容易想到她的性格和为人。百忙之中，她还曾打回过一个电话问大家好。当编辑部叮嘱她保重时，她却说：“我最怕的是稿件发不出去。”
空袭以来，她废寝忘食，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采写了大量战地报道。其中有短评《北约意外失误几时休》、特写《贝尔格莱德上空的战斗》、通讯《中国侨民大撤离》等。这些文章的字里行间洋溢着一股浩然正气和对南人民的由衷敬佩和同情。
读她的通讯，我们知道，在她工作的地方，爆炸“几乎把人从床上震起来”，“别人听到警报可以按规定到地下室躲避，我却得硬着头皮呆在屋里写稿子”；我们知道，她到大桥上和工厂里去采访“人体盾牌”，人们在唱歌跳舞，“那场面与其说是欢乐不如说是悲壮”；我们知道，她“抽时间用摄像机把贝市一些可能遭轰炸的设施拍了下来”，没几天，许多设施果真被炸毁了；我们知道，她去采访被炸后的塞尔维亚社会党总部，“从中间几层已被炸碎了玻璃的窗户里伸出了几面南斯拉夫国旗，在雨后的微风中缓缓飘动着……”。
在她最后一篇遗作中，她写道：“一个多月来，我们已经习惯了常常在午夜以后响起的爆炸声，每天晚上就像‘等楼上的另一只靴子掉下来’一样等待那一声令人心悸的巨响。”如今，北约的导弹使她的笔永远地停在了那一天。
与邵云环在南斯拉夫并肩战斗的新华社摄影记者黄文，一想起邵云环，对她的敬意便油然而生：“我在现场便得知我的同事邵云环遇难了。我是从新华社波恩分社临时调派到贝尔格莱德的，以前不认识邵云环，到了贝尔格莱德我们才认识。由于邵云环住在使馆，因此我见到她的次数并不多。在记忆中，邵云环是个很温和的人，如同一个老大姐。虽然我与她并不很熟悉，但在战争状态下，同为女记者，总觉得有某种姐妹间的亲近感。她的遇难使我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接受不了这一事实。
“邵大姐的离去，使我更感到自己肩负的责任更加重大。尽管身处危险的环境中，但我却没有半点怯意，更没有觉得女性在战争环境中更危险，因为在危险面前男女是均等的。我一定要把工作干得更好，继续邵大姐未竟的事业。”
9日在全国足球甲A联赛第九轮北京国安队主场与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后，桑特拉奇在新闻发布会上沉痛地说，他来中国前，在中国驻南大使馆举办的活动上，邵云环对他进行过采访，两人共进过晚餐。当时他俩愉快地约定，下一次在北京聚会。但没想到邵女士在北约轰炸中遇难，他们的约定已经永远不可能实现了。
桑特拉奇说：“我们大家都很悲痛。北约对中国使馆和南联盟的袭击，是对中立国家赤裸裸的进攻，是对我祖国明目张胆的袭击。我很伤心在我
的祖国遇难的中国人。”
用许杏虎在《光明日报》的同事的话说，许杏虎和千千万万个有出息的农民儿子一样，虽然进了城，进了大单位，但身上一直保持着父辈们所有的优秀品质：朴实，宽容，勤奋，善良，勇敢。
《光明日报》国际部副主任柴野可以说是最后一个与许杏虎通话的同事。他说：“5月7日下午我如约与许杏虎联系，经过十几次的拨号终于听到了他的声音。我首先问道，你们那里的情况如何？他平静地回答：还可以。然后马上把话题转到工作上。虎子对我说：现在与国内通联越来越困难，他住在大使馆无法给我们发传真，希望我们每天晚上7点到9点之间给他打个电话，商量通联办法。接着我们又讨论了如何改进战地日记报道的内容和形式。我知道，现在许杏虎实在是不容易，他要跑现场，又要发新闻稿，再让他两天写一篇长达数千字的战地日记，我心里真过意不去。当我把这一顾虑表露出来后，他毫不犹豫地说：‘你放心吧，我能完成任务，两天后我就交稿。’10个小时后，他竟永远离开了我们，这番谈话也成了我们最后的诀别。”
同事吴云表示，无法相信他离开了。他是属于那种“内秀”的人，看上去憨厚老实甚至有些木讷，但实际上聪明过人，流行游戏，他玩得最棒。他不抽烟不喝酒，做事井井有条。另一位同事说，北约轰炸以来，我每个星期都与虎子通几次话，接收他以生命搏来的战地消息，有时通话还没有完，便从电话中听到刺耳的空袭警报声。如今望着那台联络我们与虎子的电话传真机，泪水模糊。李腾回忆，有一次已是凌晨一点多了，接到他电话说：“那篇稿子你们收到了吗？我已经一整天没有睡觉了，我想休息一下。”这次，他是真的休息了。
在报社，大家都说，虎子的背后有一位好内助，这就是漂亮贤惠的朱颖。1998年，由国际部同事牵线搭桥，虎子与在《光明日报》广告部任美术编辑的朱颖喜结良缘。新婚不久，她就随虎子上了前线。为了照顾虎子的体力，朱颖承担起了驾车、加油、取送资料等工作。为了使国际部顺利地收到虎子的文章，她除了帮助虎子将稿件传到国际部的电子邮件上外，还传到她过去工作的广告部的电子邮件上。朱颖一直想要个孩子，然而……
在南联盟局势最紧张时，光明日报编辑部曾想让朱颖回来，但朱颖说，在这关键时刻，我不能离开虎子，离开前线。朱颖不仅是虎子的贤内助，她也是报社的业务尖子，才华横溢的美术编辑，她的作品曾获得过全国一等奖。惊闻朱颖遇难，中国广告协会向《光明日报》发来慰问信，信中说：在这次袭击中遇难的朱颖女士，曾是我们会员单位才华横溢的美术编辑。
在许杏虎的江苏老家，老母林凤英悲痛欲绝、难以自制。躺在病榻上的老父欲哭无泪，嘴中不停地叫着儿子的名字。周围的邻居全部聚集在许杏虎的家门口，140多人的小村庄深陷在悲伤之中。两间矮小的瓦房门口是许杏虎老家的小院。昔日欢乐的场景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虎子父母撕心裂肺的哭喊声。曾经和虎子夫妇一起喝茶的那间屋子，如今却成了他们的灵堂。
虎子的母亲今年69岁，虎子的父亲66岁。他是老两口年近四十才生下的独子，是老人的骄傲，也是老人下半辈子的指望。噩耗传来，两位老人惊
呆了，许大妈去年摔伤的右臂，闻知噩耗一下子失去了知觉，嘴里喃喃地念叨着：“虎子回来吧！虎子回来吧！”虎子的爸爸也只是呆呆地站在院子里，嘴里重复着：“这是假的，虎子会回来的。”“我们又没惹它，它为什么要打我们的大使馆呢？”
朱颖的妈妈现在一提起女儿女婿，就禁不住涕泪涟涟：“我以前不知道虎子的生日，是在3月26日的战地日记中得知的，轰炸的第三天是虎子31岁的生日。虽然这个生日‘没有蛋糕，也没有蜡烛’，但是这个生日很有意义，很难得。只可惜再也不能为孩子们过生日了。孩子，妈妈对不起你啊。
“虎子他们打算明年回国休假时要个孩子，还说要买一辆8人座的车，将来全家都坐里面。”
老人希望把虎子、颖颖两人的骨灰放在一起，带回来，有可能，在他们的墓碑上写上：《光明日报》战地记者许杏虎朱颖之墓，因为作为光明日报的职工，颖颖始终伴随在虎子的身旁，一直到最后一刻。
一提起姐姐，朱颖的妹妹朱佳的眼泪就止不住：“姐姐和我，是爸妈的掌上明珠。姐姐聪慧、漂亮、娴雅，一笑两个酒窝，很甜。姐姐工作上勤奋好学，性格开朗、热情。姐姐疼我，爱我，关心我的学习，关心我的进步，经常与我一起唱歌、跳舞，使我感受到无比的姐妹手足深情。
“在姐姐与姐夫许杏虎结婚后，我又多了一位可亲可敬的忠厚兄长。他们刻苦工作、顽强拼搏的精神深深影响了我；他们热爱生活、热爱生命的激情也深深地感染了我。姐和姐夫去南斯拉夫的时候，父母正好不在国内，是我把他俩送上飞机的，这是我姐第一次出国，机场惜别，真是依依不舍。空袭开始，特别是贝尔格莱德停电后，姐姐与家里的联系一直断断续续。最后一次接到电话还是‘五一’节时，她安慰我说，不会出事的，我们住在大使馆。她还叮嘱我，照顾好爸妈，别让两老操心。我姐姐朱颖是一个很有才气、善良、开朗的人。
“爸爸去接姐姐姐夫时，妈妈说，上飞机时一定要抱着骨灰盒，喊着他俩的名字。妈妈说，这路实在太远了，怕他们找不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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